坐在第一排看中國1980年9月,一位叫做潘文的美國男孩在斯坦福大學的第三年學業完成後來到了中國。當時,美國與中國的外交關係剛剛建立一年多。作為第一批到中國大陸學習的美國大學生,之後他進入到南京大學,和七名中國學生合住入一個宿舍,成為1982級南大歷史系的學生。二十年後,成為華盛頓郵報北京分社的社長兼首席記者的他在他的書中回憶到,“當中國還是一片寂寂無名的土地時,我就已經開始學習中國現當代歷史和中文。作為一名21歲的美國交換生,我坐在第一排觀看著一場迄今為止地球上最偉大的演出:在歷經40年的自我封閉後,中國重返世界舞臺。”
早在1937年,就有美國記者愛德格.斯諾訪問陝甘寧邊區寫下《紅星照耀中國》,為世界打開了認識真正紅色中國的一扇窗。而西方記者記錄中國的歷史變遷,一刻也未曾停止,2006年已回到美國出任華盛頓郵報洛杉磯分社記者的潘文,出版了他的第一本關於中國的著書,《中國教訓:五位同學及新中國的故事》(《Chinese Lessons: Five Classmates, and the Story of the New China 》),全書講述當年和他同窗的五位南大歷史系82級同學的20多年來的人生經歷,透過他們迥然不同的命運,來反映著文化大革命過後到中國社會改革開放以來巨大社會變遷。
在潘文的記憶中,每天大家早上都從“提高警惕,保衛祖國,準備戰鬥”的鼓號中聲驚醒,清一色穿著藍色長袖汗衫和秋衣秋褲從被窩裏爬出來,出操,上課,學習。不過,中國人與美國人不同的生活習慣給他留下十分深刻印象,比如每天早上醒來,總聽見陣陣清喉嚨的咳嗽聲,晚上睡覺之前,室友們會用一個印著牡丹花的鐵盆洗腳。但是,對於他這樣一位美國,室友們都樂於向他透露心聲,有時候會向他請教怎麼和女孩約會,怎麼樣吻女孩,還有的向他詢問怎麼才能出國留學。那個年代的大學生一方面承受著文化大革命殘留下來的精神創傷,另一方面也湧動者追求外界自由思想追求性開放的躁動情緒。
周書呆子(Book Idiot Zhou), 小關(Little Guan),宋黎明(Daybreak Song),葉大鬼(Big Bluffer Ye)和老吳(Old Wu),是潘文筆下的五位同學,80年代初中國剛剛恢復高考,五個同學年齡從18歲到30多歲不等,有的來自城市有的來自鄉村,有的以前是紅衛兵有點曾經被紅衛兵攻擊,有的兄弟姐妹在大躍進中餓死。他們通過了高考,從農村從勞動基地來到大學,直到他們畢業走上工作崗位,成為了建構新時期歷史的第一代。
在中國社會發生劇烈變化的二十多年,這五個同學以及潘文自己,都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曾經因為不同意黨安排的婚姻而下放勞動的周書呆子從事教授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工作,但由於受到思想的困擾,他轉而從商,而他的從商之路和中國的腐敗之風緊緊相伴隨;曾經被要求公開羞辱父親的小關,不斷與中國社會的“紅眼病”較勁來發展自己的事業,雖然成了寡婦但依然追求浪漫,為了能和她最愛的人生活在一起,她寧願放棄了她的職業發展;出國發展的宋黎明成了一名持不同政見者,後來對生活妥協,轉而成為一個體育專欄作家;懂讀心術的葉大鬼成了政府的官員,負責的一條商業街的開發,善於鑽營的他成為了該商業街的一大惡霸;而父母在南大遭紅衛兵迫害致死的老吳為了尋求一份穩定的職業,最後不得不在滿是傷痛回憶的南大留了下來,教書謀生。
出生於60年代的一代人是“紅寶書”的一代,也是“失去的一代”,他們的教育因為文革而被打斷,因此下放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他們接受過毛澤東的烏托邦式精神世界的洗禮,但親情友情愛情卻遭到撕裂,文革過後舊的精神體系土崩瓦解,社會迅速卷起過去繼續向前推進,物質更是前所未有的繁榮發展,中國社會全面進入 “致富光榮”資本主義色彩的市場經濟社會。不過90年代後期開始,物質財富開始日益困擾中國人,隨之而來的浮躁情緒,社會紅眼病,貪污腐敗等一系列問題甚囂塵上,在潘文眼中,中國從“天真幼稚的樂觀主義(naive optimism)”轉入到了“讓人心碎的犬儒主義(heart-breaking cynicism)”。
這一代人被迫適應著中國社會劇烈轉型變化,他們的愛,生活,成功,失敗,夢想,以及擔憂,都成為這二十年多來中國社會的激烈巨變的寫照。如今成為現代中國社會和政府的脊樑的他們到底信仰是什麼,他們是怎樣生活在這個劇烈變化的中國社會中?潘文試圖從這五位同學的人生故事來發覺這些問題的答案。在他看來,在政治發展與經濟發展無法並行的中國,舊的精神支柱和思想在中國已經死去,但是並沒有新的思想能來取代它,道德真空成為了目前困擾並影響中國社會的問題,也是這二十多年來追求經濟迅猛發展的中國的一個教訓。如何對待這個教訓,這關係到中國未來的對外政策、國際關係、以及如何對待周邊國家、朋友及敵人,潘文覺得,雖然目前中國社會的情況正在發生變化,年輕一代中也慢慢萌發了一個社會良知新潮流,不過這一切都尚處於初始階段。
與以往西方人寫中國的書籍不同,潘文的《中國教訓》記錄下來的是一個個鮮活生動的真實個人人生故事,而作者本身既是這些故事的敍述者觀察者,也是這些故事的參與著,他透過他們的人生歷史(life history) 的“微觀敍述”,結合他身處中國社會的各種體驗,編織出一個西方記者眼中二十多年中國急速變化社會“宏大歷史”圖景。潘文說,當年作為一名學生,他在中國的行動比西方的外交官、商人或是記者自由得多,因為中國政府根本不會太在意這些外國的留學生,這樣他可以和當地人有更親密的接觸,而之後長達十多年在中國的採訪的記者生涯,加上一口流利的中文,讓他比起其他的中國專家,更加瞭解中國社會的各個層面。潘文用過第三只眼觀察並總結出來的中國教訓,並非是個已經可以圓滿回答和解決的問題。中國社會持續在發展,潘文和他同學們的人生故事也還在繼續。



